我對甲午戰(zhàn)爭的最初印象，是從一部叫做《甲午風云》的影片中來的。其中有一個鏡頭讓人印象深刻：蒼茫海面上，滾滾硝煙下，鄧世昌穿著染血的清兵粗布馬甲，咬著長辮子，把著舵沖向日艦；而在相距不遠的日本艦船上，一個日本軍官，穿著海軍制服，摸著人丹胡，冷冷笑著……

　　這像是一個隱喻：粗布馬甲與長辮子，海軍制服與人丹胡。似乎是不同的穿著與打扮，決定了彼此的不同命運。不過，我很長時間并沒有去仔細琢磨這背后的含義。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文明》中寫道：從表面上看，服裝僅僅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費品，但服裝的變遷，與飲食的變化一樣，實際上表征著現代化從西方向世界強制性擴張的過程。的確，我們熟知的由蒸汽機推動的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首先發(fā)端于紡織品制造。大的紡織企業(yè)中流水線生產，很快催生了服飾的革命，原來那種綴有各種類似花邊、披肩、飾品以及因裹束太緊而妨礙運動自如的衣服，逐漸讓位于簡便、自由和適合運動型的服裝。紡織業(yè)的迅猛發(fā)展，推動廉價服裝從西方擴張到世界各地，形成了“相同的牛仔褲，相同的運動鞋，相同的T恤衫”。

　　但就在西方服飾往東方擴張的過程中，中國與日本的表現截然不同：中國人是拼命抵抗，而日本人則毫不猶豫全盤照收。中國洋務運動肇始于1861年，但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前夕，中國人還是穿著馬褂長袍。日本明治維新始于1868年，比中國洋務運動晚了7年，但其服裝向西方很快靠攏。1871年，日本專門通過法令，禁止官員在公務時間穿著日本傳統(tǒng)的武士服和和服，而改穿西式服裝。1884年前后，日本民間也已流行穿歐式服裝，和服退位于非公共場合；1887年，日本明治天皇在公共場所露面，已把原來的皇室裝束改為穿著普魯士陸軍將領軍服。

　　在倡導服裝歐化人物當中，明治思想家大久保利通最為突出。他認為，既然日本人要取得與西方平等的地位，首先要從服裝開始，“如果還穿著過時的服裝，我們及我們的國家不可能被西方認真對待”，“服裝上的改革將有力促進日本作為兄弟國家平等的一員受到全世界認可”。大久保本人還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一批保守派人士批評服裝改革丟了日本傳統(tǒng)，1878年，大久保被7名武士所刺殺。就在他死后，日本服飾更加速歐化。

　　中日兩國對服飾現代化的態(tài)度不同，也反映在當時的海軍服飾上。19世紀中葉，世界主要國家海軍服飾幾乎整齊劃一，清政府派到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留學生、后來成為北洋海軍將領的那批人，在英國留學期間被要求剪掉辮子，并按英國皇家海軍軍官服飾著裝，但回國后，清政府又要求換回粗布馬甲，留回長辮。明治政府完全不一樣，不僅要求日軍海軍換上德國海軍一樣的服飾，甚至連留人丹胡的習慣也要向德國人學習。

　　中日兩國對待服飾改革上不同的態(tài)度，折射的恰就是對待現代化的不同態(tài)度。梁啟超先生說過，中華文明的發(fā)展，經歷了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的演變歷程，雖歷盡苦難，傷痕累累，卻始終氣象萬千，氣吞山河，擁有巨大的空間度量。利瑪竇1601年到達北京，他帶來了很多西方先進學術文化，包括《幾何原本》、西方的天文、歷算和機械原理。但是，統(tǒng)治者在觀念上的封閉，幾乎關閉了中華文明通過包容與吸納世界近代化成果進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西方當時先進生產方式傳播一再受到抵制甚至是仇視，以至于適應現代化潮流的服飾也受到排斥。

　　日本則不然，當美國艦隊敲開鎖國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人如夢初醒，猛然意識到自己的落后。整個國家?guī)缀跻活^撲進西方的懷抱，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更毫無保留地全盤吸收西方近現代文明成果。強力推進服飾改革，就是一個有力旁證。

　　因此，當時的中日之爭，其實是兩國第一次現代化之爭。鄧世昌看到敗局已成定局，他選擇了跳海，當他那條忠誠的狗咬著他的長馬褂和長辮子去救他時，他抱著狗一同淹死在大海里，也淹沒在歷史里。鄧世昌知道，長馬褂與長辮子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民族。這也許是歷史的又一個隱喻。

　　今天的中華民族，正前所未有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逐漸洗凈120年前甲午戰(zhàn)爭的蒙垢。越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越要自信，越要開放，越要在不斷吐故納新中實現自我超越，才能更好更快地實現強軍夢和強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