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偏愛麻葛布

　　巴渝先民何時進化到穿衣，不可確考。建國初期，重慶考古隊員在冬筍壩（今銅罐驛）發掘出戰國船棺，從中檢出麻布痕跡。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的戰國時期，巴渝老祖宗已過得比較體面和文明，不像有的族群還光著身子滿地跑，足可驕人。

　　在東晉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巴志》中，開始記載巴渝產布。到唐代初期，重慶所轄13州全部產布，因質量上乘，被朝廷指定為貢品，年年進貢。勤勞的巴渝婦女，憑借幾塊簡單的木片、竹片，編織經緯，巧奪天工。

　　但重慶歷來不是產棉區，紡織原料主要是麻，其次是葛，再次是竹及其他植物。統計品種多達11種，最多的是苧麻布，另有葛布、綸布、筒布等，酉陽、秀山、黔江、彭水一帶產斑布、竹布、僚布。唐代中后期蠶桑興盛，新增絲綢產品，唯數量少，消費者限于達官貴人。

　　宋末元初，黃道婆發明紡織工具，長江中下游機杼之聲不絕于耳。重慶卻因缺乏棉花，生產力處于低下水平。

　　水運帶動紡織潮

　　到清代因水運興盛，初步形成以重慶為中心，以萬州、合川為兩翼的商業城市體系，經濟快速發展，紡織業突飛猛進。光緒《永川縣志》載：“邑多種苧麻，績織成布，細者為衣服，粗者作帷帳，間有出售遠客者。”同治《榮昌縣志》載：“比戶皆績，機杼之聲盈耳。富商大賈，購販京華，遍隸各省。”把夏布生意做到了北京。光緒《秀山縣志》載：“紡棉織布皆婦工，今遠近通稱平塊布，其實官莊、牙阻婦女最工織布。”

　　長期困擾的棉源，不知不覺迎刃而解。乾隆《巴縣志》載，當時朝天門碼頭每天卸下棉花四五萬包不等，每包200市斤，一天就有8萬到10萬斤。20世紀初，在本埠商業門類中，棉貨業比重最大，外地商人在東水門設立八省會館（即湖廣會館），申報的主營項目就是棉花。

　　棉花到手，如虎添翼。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載：“鄉村婦女多紡棉花，機房零收，織布曰大布。”光緒《銅梁縣志》載：“布有連機、紅邊、袍布等名，行銷各處。”乾隆《墊江志》載：“邑多紡棉，自給而外，率多販賣，以故墊邑土布遠達四方。”巴渝老鄉不僅賣布，還知道以染料盈利。光緒《秀山縣志》載：“漚藍為靛，農隙所講事也。《通考》云：種藍一畝，敵谷一頃。能染青者，其利又倍。”

　　1900年，四川蠶桑公社籌備會議在渝召開，公推合川舉人張森楷為社長。1901年，重慶棉花行幫公所成立。1904年，本埠第一家機器織布廠“幼稚”染織廠面世。1908年，全川第一家蒸汽繅絲廠“蜀眉”絲廠在渝創辦。那時的重慶，真是“村村織機響，家家紡織忙”。西部棉貨中心已非重慶莫屬。

　　撐起后方半邊天

　　日軍侵華，河南“豫豐”、湖北“裕華”、“申新”四廠、軍政部紡織廠、沙市紡織廠等13家大型棉紡廠遷渝，加上本埠原有的500多家手工作坊，重慶成為戰時中國主要紡織基地。

　　長江中下游產棉區淪陷，棉源告急。奸商唯利是圖，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當局制定棉花棉紗棉布統制政策，即國家統購統銷。聘請資深棉紡實業家穆藕初接任經濟部農本局總經理，全面實施。采購重點轉向川棉、陜棉。

　　統購統銷政策周密細致。在收購方面，實行定價、獎勵多交者。最重要的是征實，即必須交納棉花，不能以錢代替。在交換方面，實行以花換紗、以紗換布，即民間作坊、服裝廠要想得到棉紗、棉布，必須拿棉花來換。在供給方面，優先保障軍用。在銷售方面，實行以布控價，配售民用。重慶首先推行，市民憑身份證，每年限購棉布一丈五尺，可做一套服裝。

　　穆藕初深謀遠慮，在陜西漢中、寶雞等產棉區設立機器打包機，組織車船運輸隊，成立運輸站和修理廠，確保物流通暢。在四川三臺、樂至等產棉區設立辦事處，推廣手紡技術，并以棉布回收棉紗，再把土紗運到重慶，與機紗搭配織布。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重慶棉紡業肩負重任，有力支持了抗戰。

　　知難而進振雄風

　　新中國建立，官僚資本“豫豐”等廠被人民政府接管，私營“渝新”、“裕華”等廠公私合營，改為重慶第一、第二、第三棉紡廠，生產蒸蒸日上，供應西南地區綽綽有余。此后，國家投資新建針織總廠等國企，花色品種更為齊全。三年困難時期，本埠除外調棉織品外，還率先免票供應調價棉織品，市民花費比平價高3.09倍的錢，可穿新衣。在筆者記憶中，地產32支紗、64支紗圓領衫、背心可謂質優價廉。

　　由于沒有棉源，加上區位不利，又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重慶紡織業缺乏競爭優勢，趨于萎縮。但是，具有輝煌歷史的重慶紡織業不甘落后，正在通過降低成本，提高裝備水平，加大產品差異化，增加質量附加值等措施，努力重振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