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深圳溫暖濕潤，在鄰近海邊的購物中心“歡樂海岸”，第一屆的“深圳時裝周”在這里進行。有北京服裝節和上海時裝周珠玉在前，本地又有盛名在外的電子制造業，“時裝”這個詞并不那么常和深圳聯系在一起。

　　看過日程表的話，會意識到至少在主流商業品牌領域，很多品牌都是來自深圳——瑪絲菲爾(Marisfrolg)、娜爾思和藝之卉等。

　　和如今被熱烈討論的獨立設計師相比，深圳這些早年誕生的時裝品牌草根氣息更濃。1997年，趙卉洲把她在深圳開的第一家女裝店選在華強北的新大好商場。沒有任何留學背景，從一個擁擠的小店開始做起，趙卉洲的公司“藝之卉”旗下現在有了藝之卉、HUI和SOFA三個品牌。

　　而如果你仔細盤點一下在深圳起家的這些女裝品牌，會發現它們出奇一致地針對成熟女性市場，用行話來說，都是“大女裝”。去商場的成熟女裝層轉一圈，相當部分的品牌都是來自深圳。

　　“深圳的品牌之所以現在都是大女裝，是因為都是十幾年前將近二十年前創造的品牌，然后，隨著消費群體一天一天的成熟，跟著一起成長了。”趙卉洲對說。

　　換而言之，深圳早期的女裝品牌在挖掘新市場上多少存在問題，品牌正在不斷老化。但趙卉洲發現，和10年前的40歲女性相比，新一批40歲的女性無論在視野還是生活方式上都有了巨大變化。這些品牌的處境正變得越來越尷尬。

　　但對于都集中在成熟女裝，趙卉洲同時又認為有其合理性，“年輕人的消費力很多時候是欠缺的，高端消費還是在相對成熟的年齡段，這個群體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市場相對比較成熟。”

　　只不過，當越來越多的設計系學生從國外畢業回國成立個人品牌、獨立設計師這個概念變得愈發炙手可熱、各式的買手店像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之后，表象上看熱鬧的仿佛只有北京和上海，深圳似乎置身事外。

　　深圳并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才有了今年4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深圳市服裝行業協會承辦的第一屆深圳時裝周。但這個由政府主導的時裝周舉辦時間從最初計劃的11月再三改動到4月，在撞期的上海時裝周鋒芒之下，深圳時裝周的不盡如人意之處更加顯眼。

　　“上海時裝周的定位很明確，就是你看得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是新銳設計師、獨立設計師的發布秀。這次深圳時裝周也有獨立設計師品牌，但由于商業品牌太強大，把它們淹沒了。”趙卉洲說。

　　深圳沒有在熱鬧的風口浪尖上，在趙卉洲看來，也是因為獨立設計師聚集在相對集中的城市，不可能遍地開花，因為它本身就小眾。而且會去追從這些買手店或者新銳設計師店的消費人群是很個性的一群人，而他們目前還是比較集中在北京、上海。

　　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之一，深圳的購買力其實非常強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和胡潤的調查，2014年深圳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09萬元人民幣，千萬富豪的人數在5萬名左右，兩項數據都在上海和北京之后，排名第三。和文化觀念有關，廣東人更傾向于把錢花在吃而非穿著之上，但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廣東人的比例并不高。

　　而實際上，深圳并不缺乏獨立設計師品牌，比如由設計師組合朱威特和林瀟馨于2012年共同創立的Vmajor就是其中之一。兩人于2006年分別畢業于倫敦時裝學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的女裝設計系和坎布威爾學院(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的視覺傳播專業。

　　odbo的創意總監、香港設計師Tonny Law 2010年也在深圳成立了走暗黑系風格的獨立設計師品牌Manmade Natural。除了部分銷往海外的訂單需要在香港完成運送之外，從開發、生產到日常運營，Manmade Natural都在深圳完成。

　　選擇在深圳成立品牌，Tonny Law有諸多考慮。他已經在內地從事服裝業15年，和深圳成衣代工廠頗有交情，其中不乏為暗黑系時裝品牌代表Ann Demeulemeester做加工的廠商。Tonny Law認為，得益于積累深厚的代工歷史，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成衣加工業成熟得多——這對于年輕的設計師品牌來說，這環節可能最不為公眾所知，但卻至關重要。

　　“你看見上海北京很多設計師品牌，他們的生產都有問題，PR做得也許比較好，到了生產這一部分基本跟不上。我們在深圳和廣州比較有優勢，供求比較靈活。”Tonny Law對記者說。

　　因為訂單量小，獨立設計師經常要面對工廠不肯接單或者達不到要求的情況。談到在深圳成立時裝品牌的優勢時，趙卉洲也提到，深圳生產供應鏈體系、服務體系和渠道都更為完善。

　　但劣勢同樣突出。

　　文化及創意產業對氛圍的需求比其他行業都要強烈得多，而北京和上海幾乎集中了中國所有主流時尚媒體、娛樂明星和有豐富經驗的公關團隊，就連文化活動、展覽也更加密集。在北京，一個設計師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圈子，種種資源讓北京和上海擁有了更多的機會。